第五章 规划落实

    1959年至1961年，全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19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受灾人口8043万人，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至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全国出现了大面积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玉溪河工程也因此再度搁置。
    直到1964年，国民经济开始逐渐恢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时，中央把四川作为西南农业基地，列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当年6—7月，中国科学院西南综合考察队来川考察，省水电厅派规划处蔡全忠同志参加了考察。在蔡全忠的极力推荐下，玉溪河引水工程得到了考察队的高度认同，专程到取水口枢纽、镇西山隧洞及干渠走势、横山庙枢纽等处进行了考察，并对灌溉范围和控灌面积进行了初步估算。之后，考察队又对“三库方案”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将之与玉溪河引水工程方案进行了详细比较后，考察队认为：“把玉溪河水引过来解决这块100万亩左右高台地的灌溉问题是对的。以引为主，引蓄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好。”
    1964年冬天，考察队回到北京，将考察情况和意见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水电部的回答很明确：“工程还可以，但隧洞有点长，看四川的意见，如要搞，我们支持。”消息传来，时任水利厅规划处处长的杨月光非常兴奋，当即表示“好，下去走走”。于是，蔡全忠、昌宗奎等人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再次开展实地考察，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加之当时条件艰苦，没有专业的野外设备，在翻越镇西山时，大家几乎是手脚并用，弄得泥水一身、冻得瑟瑟发抖，但为了玉溪河引水工程的顺利落地，大家都相互鼓励，“再苦也比不过当年红军苦”。

巍峨险峻的镇西山

    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考察组得出了玉溪河工程要“干”的结论。考察组认为，“关键是打通镇西山，水源是可以保证的，渠道工程可以采用人海战术，发动群众自己修，国家补助一点就行了。”于是，水利厅迅速把规划五队从江津调回郫县（现成都市郫都区），开始了玉溪河引水工程勘测规划工作。
    规划五队首先对两个工程实施方案进行了比较，第一个方案采用的是隧洞加明渠引水，需要穿越镇西山；第二个方案是绕过镇西山，沿邛崃山西南麓修建明渠。经仔细比较和详细测算，规划工作组认为，第一种方案更加可行，用5公里隧洞可以换100公里干渠，在工程难度和投资上都更有优势。据此，规划五队按照方案开始了进一步规划。

玉溪河工程引水工程大坝坝址原貌

    1966年夏天，四川盆地大部分县春旱继夏旱，“车、提、蓄、保”无水可依，“田、塘、库、堰”无水可蓄，小春受旱，大春又栽不下去，骨干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凸显，水源问题亟待解决。当年3月—5月，四川省政府先后召开了全省“防旱抗旱会议”“抗旱会议”和水利工作会议。在全省水利工作会议上，时任副省长李林枝作出了“在水源没有解决的地方，以水利为主；水利已经解决了的地方，要以改土为主或改土与水利并重”的决定，再次明确和强调了水源工程和水利保障在农田基本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966年5月22日，四川省水电厅经四川省委批准，将水利基本建设工程权下放到地区，物资供应和财务权也随计划下放。此次权力下放，给了地县水利基本建设较大的自主权，灌区人民翘首期盼多年的玉溪河引水工程规划终于可以落地实施了。
    玉溪河水利工程建设由此拉开了帷幕......